姜先生自十六岁离开昭通后，终其一生，回乡三次：第一次是1932年（30岁），因祖母去世，回乡奔丧。第二次是1941年（39岁），因父亲去世，回乡奔丧；因不忍心远游，于是接受云大和昆明师院任教之聘，留在昆明工作，直至1946年离滇。第三次是1949年初（47岁），复返昆明从教从政，直至1953年调往浙江定居杭州后，因年老体衰，再无缘回乡。然而先生与故乡有着不可分解的亲情关系，虽然远离故乡，却时时思念着故乡，这从先生经历中的几件事得到印证。
一、完成专著《昭通方言疏证》这是他凭记忆将青少年时在故乡昭通听到的、记得的方言词语，逐条记录下来，按《尔雅》体例分成十几个大类排列之，旁征博引，考释文字，诠释音义及其演变过程。全书收条目两千余条，约七十万字，于1973年完成定稿。前后历经五十年时间。1988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至此，了却先生一大心愿。先生在自序中说：“自念旅食四方，五十年而乡音未改。昭为余父母生身之邦，每笔之所及，往往追思其父祖亲属兄弟姊妹及旧时同门，声音笑貌，幻如梦思，不知其为悲为乐矣。”可见，此书是先生情系故乡之作，也是他献给故乡的一份珍贵礼物。
此外，先生还写过《姜氏家族略表》、《四宜家乘》、《外家记闻》、《昭通的风土人情》、《难忘的启蒙老师》等有关家族、家乡方面的文章，也是不可多得的史料。
二、修复圆通寺壁画姜先生在《我思念中的故乡》一文中，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解放初，要招待一批佛教国家的佛教徒，但圆通寺年久失修，我竟被人认为是懂文物的人，就把修复圆通寺的任务交给了我。我不是学工程的人，只好苦心焦思，废寝忘餐，从文献中苦苦研究，和工人同甘共苦地劳动。黎明即起，上灯回家，烧饼充饥，居然把圆通寺中剥落的壁画，全部恢复旧观……我虽是外行，但这次的修复，后来在昆明的艺术家开会讨论时却得以通过，于是，后来竟认为我是修复庙宇的专家，有人又要我去重修筇竹寺……。”（《云南画报》1984年第4期）三、关心云南文化建设（1）1978年，昆明师院教师余嘉华到杭州拜访姜先生，因系同乡同行，交谈甚欢。临行前，余嘉华向先生约稿，先生从书房中抬出一个装着多篇手稿的纸箱放在桌上，指着纸箱说：“任你挑！”据我所知，此前，先生的手稿，平时是“素不示人”的。我推想，纸箱中的几十篇论文，很可能就是后来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楚辞学论文集》的手稿。由此事可以看出，先生对同乡同行的信任和支持。由于时间关系，余嘉华挑了一篇题为《〈九歌>“兮”字用法释例》当场看完后带走，后来发表在《昆明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2期上。
（2）1979年秋，教育部委托姜先生培训全国十余所高等院校讲师以上楚辞学专业研究人员，使楚辞学后继有人。这个楚辞进修班，只有十二个名额，云南就给了三个（云大两名，昆明师院一名）。先生说：“我要为云南多培养几个人才。”先生争取给云南三个名额，可谓用心良苦。
（3）1989年秋，昆明师院教师彭发兴等到杭州拜访姜先生。先生不顾医生规定只能谈十五分钟的限制，竟与来访者谈了近两个小时。其间，彭发兴向姜先生请教：当前云南人文研究须抓哪些主要课题？先生当即作了回答，其中强调了前两个课题的重要性：
第一个课题是元谋猿人的研究。元谋猿人距今约170万年，是至今所知人类最早的祖先，是研究地球上人类起源的重大课题，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即发源于元谋，所以值得研究。
第二个课题是丽江纳西族的东巴文字，它是研究古文字的最宝贵的材料；还有东巴的宗教、艺术、风格等等，也是研究民族史的珍贵材料。
另外，先生还提到，研究云南清初的历史，尤其是吴三桂统治云南二十年间的历史文化情况，仍是历史研究的空白点。又提到昭通的商号天顺祥，仅在几十年内，居然能在长江中下游拥有十五、六座商号，如此发展规模是个奇迹。这也是研究近代西南经济史的一个课题。（详见《云南政协报》2002年11月13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一文）（4）先生对我说过，庄蹻开滇，楚人来滇后，滇楚文化交流情况以及与楚辞的关系，也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四、先生很想回昆明参加中国古代文论会1979年初，中国古代文论会筹备处（由云大承办、张文勋先生主持）提前发出通知，邀请姜先生并其夫人陶秋英、女儿姜昆武赴昆参会，这正好是姜老回家乡看看的好机会，也是他多年来的心愿，足足让他高兴了半年时间，还拟写了一份详细的发言提纲寄给张文勋先生，后来终因年老体衰等原因，不宜出远门，在医生和家人的劝说下，终于想通了，不得不接受现实，未能成行，留下终身遗憾。
五、《我思念中的故乡》先生在《我思念中的故乡》一文中，以发自肺腑的声音和充满浓郁乡情的抒情笔调写道：
“啊！故乡！金马，碧鸡，翠湖，滇池……美丽的昆明。我从较小的出生之地来到省会，开了眼界，也接受了社会的大知识，那是我童年和青年时代的可纪念的地方。
我远游他乡异国，曾在盛年，回家省亲。在上海时候，曾把我所写的书，扉面上写着‘献给我的父母亲’。抗战期间，我奔父丧再来昆明，父老们挽留我为桑梓效力，何必‘逗留他乡’。于是我就留在昆明工作。我当时任云南大学教授，兼文法学院院长。回到昆明工作时，我很感到乡情的滋味。秋英（先生夫人）因为还要结束一下东北大学的课务，比我迟到四、五个月，到了昆明，也就在云大任课。这一段时期中，虽然币制贬值，米珠薪桂，但我们以教学为重，相互鼓励，安然度过了当时的艰苦生活。有好电影时，我们步行到南屏大戏院，看一场最低票价的电影。
我们也忙里偷闲，游西山、大观楼、安宁温泉。大观楼的长联，杨升庵的‘天下第一汤’，西山的茶花，一望无际的滇池，都是难忘的盛景。”同秋英坐船去大观楼，“这时水面一朵朵浮萍开着美丽的小花，一副懒洋洋像睡莲的小脸东偎西倚，挨着我们的小船一直到大观楼。圆通寺的万株樱花，也是秋英最喜爱的地方，樱花盛开之时，我们徘徊其间，常常留连不忍离去。这些都是我难忘的记忆。”
文中渗透着回到故乡怀抱的甜蜜感，诗情画意，跃然纸上。在那艰苦的岁月里，先生夫妇能共度难关，实属不易，而昆明的自然美景却历历在目，给他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浓浓的乡情，至老不减。近几日听闻，在多方努力下，姜先生的铜像即将竖立在云大校园里。到那时，这位慈祥而杰出的先师形象又会重现在我的眼前，我期盼着这一天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