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的大学之道是学术自由的大学之道，这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将学术自由作为办大学的理念，二是将学术自由作为科研与教学之本，三是将学术自由作为学校管理模式的机制，以下分别介绍之。关于学术自由的大学理念。这一理念认为，大学是一学术机构，应该按照学术发展的规律来办才能办得好。所谓学术发展的规律，即是科学与文化的创新依赖于个人独立自主的探讨的规律，从这一规律出发，要求学校要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西南联大为了维护这一大学的根基，曾有这样一个著名的事例。1940年５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下发训令，要求大学所开课程须经部里指定，课程内容需上报部里批准，这遭到西南联大教师的反对。学校召开了教务委员会，提出了四条意见：一、大学为最高学府，研究和教学的内容包罗万象，课程不能千篇一律，即使同一课程，内容亦非一成不变，“惟其如是，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令其整齐划一，是不可行的，也是不必要的。二、教育部是最高的教育行政机关，大学是最高的学术教育机关，“教育部为有权者，大学为有能者，权、能分职，”事情才能办好。教育部可以考核学校的教学成绩，实施奖罚，但如何研究教学，是大学的权利和自由。三、教育部为政府机关，机构设置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而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如果课程设置要听命于行政，将发生朝令夕改的事，教师和学生将无所适从。四、道尊才能师严，课程要交教育部批准，必然在学生心目中产生教授地位不如科员的印象，而教师也不能自展其才，这必然导致教学质量的下降。总之，教育部的做法违背了学术自由的规律，将大学“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这是不懂教育的表现，无法执行。1这四条意见是学术自由的宣言，它捍卫了大学的尊严，维护了教师的教学自主权，是西南联大学术治校的体现。不惟此，西南联大不可能涌现出世界级的名教授和大师，也不可能培养出众多的著名科学家和人才。对我们今天的启示是，大学在社会结构中的定位是以学术机构而存在的，它的职责是发展科学与文化，培养高层次的各类专门人才，它应具有相对独立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是学术生命所赋予的，一所大学如果希望在科学与文化的创新及人才的培养上合格的，就必然要将学校的办学目标符合于学术发展的要求。大学虽然不是行政机构的附属，但不能脱离国家的管理而存在，因此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相互作用是需要处理好的问题，从联大的经验看，行政权力表现为一种宏观的调控行为，而不是具体的指挥的关系，学术权力在行政权力的调控下独立自主地运行。学校应当为争取和维护学术的自主性作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的努力。关于学术自由理念作为科研与教学之本的问题如何在教学科研中贯彻和落实学术自由的理念，这里或许有一个边界问题，即如何看待知识的有用与无用的问题。梅贻琦校长在他的《大学一解》中从通识教育的角度讲到这一问题。他无不忧虑地谈道，当时的大学普遍存在两大弊端，一是注重实科知识教育，对于培养学生的实用专门技能比较系统和有效，但对于学生的情感和意志的教育不够重视，也缺乏有力的制度保证，这影响了学生人格的发展。他认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社会所需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与此相关的是，“通识之授受不足，为今日大学教育之一大通病。”“今日而言学问，不能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三大部门；曰通识者，亦曰学子对此三大部门，均有准备而已。”而大学的科系与学制的设置，与通识教育的目的相离甚远。二是急功近利，对大学教育“不能不超越几分现实”体认不足，在培养学生的科学好奇心和探索精神方面注意不够，这影响了人才培养的质量。这里梅先生从学术自由的层面阐释了这一问题。他认为学术自由即指“无所不思，无所不言，”在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中，必然包含一部分“不合时宜之思，”和“不合时宜之言，”但正是“惟其所思所言，不尽合时宜，乃或合于将来，而新文化之因素胥于是生，进步之机缘，胥于是启。” 这里梅先生指出通识教育的基础和体现是学术自由，在通识教育中或许有一些内容于当时的现实是无用之学，但它却是成就大学教育所必须的，未来新文化的发展和新社会的进步正依赖于此。梅校长从学术与教育的本质是相通的角度，论述了大学教育的培养目标，他认为大学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是造就具有健全人格、创新精神的人才，而培养这样的人才，只有在学术自由的环境和教学方式中才是可能的。这对我们今天的启示是，加强基础理论知识的教育，把教会学生掌握基本的专业技能与培养对科学与文化的好奇心结合起来，树立学术为本的人生观。把实用知识的教育与价值判断教育结合起来，在让学生的智力得到发展的同时，对世界和社会的认识形成科学的价值判断标准，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关于学术自由作为学校管理模式的机制问题学术自由作为西南联大的大学理念，构成了学校实行民主管理的基础。在西南联大，学术自由的理念在管理模式上的体现就是教授治校，教授治校并不是西南联大才开始的，它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的传统，但西南联大有所发展，其表现是师生之间自由平等的民主气氛成为校园文化的灵魂。这虽然来源于教授治校，但却是三校所没有的。教授治校的实质是，尊重学术权力的地位与权利，使之成为大学管理的决策力量，而行政权力仅具有执行决策的权利。教授治校的管理模式产生于学术自由的理念，学术如果是自由的，就必须让学术自己管理自己，否则就不可能是自由的。“道理很简单：学术或科学是人类心灵和行动自由的产物，只有在思想自由和行动自由的环境中，学术或科学才有无限发展的可能。”2行政权力不是不需要，但它的功能是服务性的，它存在的意义是使学术权力充分发挥作用。学校的日常事务由常务委员会决定，类似现在的校长办公会，但大一些的事，如决定规章制度、经费使用等，则召开校务委员会决定，这一点和今天有很大的不同。根据规定，校务委员会的组成，除了有校、院两级负责人参加外，还规定有十一名教授参加，而这些教授是经过教授委员会选举出来的，约每十名教授中选举一人，每学年改选一次。这样做保证教师直接参加到决策中，能最大限度地反映出他们的愿望，校务委员会大约每月举行一次，教师中有什么问题和要求，能很快地直达决策层。教授委员会差不多每季度举行一次，近100名教授副教授出席，决定与教学和学生的有关事宜，并选举出席校务委员会的代表。除了教授委员会之外，西南联大还组织了不少专门的机构，如图书设计委员会，理工设备设计委员会，财务行政设计委员会，毕业生成绩审查委员会，环境卫生委员会，学生入学资格审查委员会，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等，这些组织先后达到70多个，都由教授兼职担任，其职责包括咨询、指导、审查等，它们议决的事就交由总务处、教务处等办事机构或者是学院去办。有的委员会是临时性质的，事情办完，机构也随之不复存在。各种委员会的设立以及教授委员会代表参加校务委员会，形成了教师参与学校决策的机制，充分体现了教师在学校里的主体地位，是西南联大教授治校原则的集中表现。在学生日常管理上，联大实行了学生自主管理的模式。西南联大训导处的工作大纲规定：本校训导方法，注重积极的引导，行动的实践。对于学生之训练与管理，注重自治的启发，与同情的处置。在不违反校规和法律的前提下，学生的管理主要是通过学生自治会、学生社团和学生的自律来进行。除了训导处外，学校没有设置其他专门的机构和人员对学生进行管理。学生成立“学生自治会”对学生的住宿、饮食和校园生活进行管理，学校对学生会的活动只是加以指导，一般不硬性干预，很多有名望的教授都被学生聘为各种学生社团的指导教师。学生会的选举、负责人的产生及各项活动的开展，均由学生自行组织。学生社团的普遍建立是学生自律的有效形式，在西南联大，学生建立的各种社团先后有六、七十个之多，如群社、冬青社、文艺社、联大剧团、戏剧研究社、剧艺社、南湖诗社等都是比较有名的。学生自治管理的模式，落实了学生作为教育主体的地位，他们以学校管理者的身份参加到学校的建设之中。谁都没有规定学生要佩带校徽，但多数学生都愿意佩带它，这体现出学生对自己的主体地位的认同。西南联大的教授治校之所以是一种民主管理模式，是因为学校的行政管理、教师、学生三个阶层，都有自己的权力和义务，在这三个阶层之间形成了一种互动的管理机制，管理层对教师负责，教师对学生负责，学生对学校负责，并相互作用。在这样一种互动的结构和机制中，学校的建设、招生、教学、科研、教师聘任、经费使用等等事项，都按教师的意志做出决定，使学术权力处于学校的核心地位，成为学校的凝集力量。而教师以学术自由为本位，自然把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贯穿到管理行为中，营造出学术至上、自由民主的校园文化。正因为教师对学生非常负责，学生感到需要教师，这使师生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学生可以随时向教师请教，甚至敢于指出教师讲授内容的疏漏之处。教师对学生的奖掖和师生之间情同手足的友谊，学生们逐渐体会到书本中自有乐趣，于不知不觉中爱上了学问，因此读书问学，蔚然成风。为数众多的学生以教师为榜样，立下了做学问的志向。这种在师生之间、教师之间普遍存在的平等对待的关系，事隔半个多世纪，当时的联大学生所写的众多的回忆录中，对这一点仍记忆犹新。如著名作家汪曾祺曾认为“自由”二字是他对西南联大最鲜明的回忆，著名世界近代史专家刘祚昌说，置身于西南联大，最为触目的现象，就是自由散漫成风。冯友兰先生曾说过，师生之间真正地打成一片，是以前的三校所没有的。郑敏回忆道：“在联大，几乎每个教授都同自己的学问融为一体，用毕生的智慧和学生对话。学术高于一切，远离名利，成为一种无限的精神升华，联大解放了人的智慧，给予学生极大的创造空间，培养学生的独立人格和独立思考。”3自由民主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成了西南联大独特的校园文化，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每一个个人的独立性都得到他人的尊重，因此每一个人都可以按自己的意愿生活和学习，让自己的才能得到发展。这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需要一种管理制度的设计，保证学术自由的大学之道能够得到落实。今天，国情有所不同，不能照搬西南联大的模式作为学校管理的模式，如，当年的学生一般年龄都比较大，这是形成老师和学生容易打成一片的基本因素，但今天的学生年龄都比较小，完全按照西南联大的模式办就不太现实。但这种管理模式的价值观仍然是值得吸取的，这就是它尊重了教师和学生的独立自主性，因而教师与学生以学校主体的资格和责任，在学校的管理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如云南大学龙泉路的分房实践证明，教师参与到管理的决策中，是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客观性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