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云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于黎研究员和匡卫民助理研究员团队首次发布藏羚羊（Pantholops hodgsoni）的大规模种群基因组数据，揭示了该物种在应对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影响下“崩溃-恢复”反复交替的种群动态历史，进一步加深了对藏羚羊遗传背景及其演化历史的认识。相关研究成果以“Genomic insights into recurrent demographic collapses and recovery dynamics in Tibetan antelopes (Pantholops hodgsoni)”为题，发表于Science China Life Sciences。

晚更新世的冰期-间冰期回旋通过冰盖移动与全球环境变化深刻影响了青藏高原土著物种，而在人类世，这种影响将变得更为剧烈。青藏高原土著物种经历了极端气候波动，并形成了复杂的避难所格局与种群历史动态。然而，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如何影响广布、长距离迁徙哺乳动物的种群波动仍不明确且存在争议。藏羚羊（Pantholops hodgsonii）是青藏高原的旗舰物种，也是该区域唯一进行长距离迁徙的有蹄类动物，曾广布于高原全境。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猖獗的盗猎致其数量较1950年锐减超90%，2003年最低估约5万只。尽管保护措施已促其恢复，但气候与人为因素驱动种群波动的综合历史仍缺乏清晰解析。

该研究首次获得了藏羚羊的种群基因组数据，涵盖了青藏高原的西藏、青海、新疆三个地理种群85个个体的全基因组重测序数据，并进一步开展了全面的种群基因组学分析。研究人员在基因组水平上证实了青藏高原的藏羚羊种群构成单一集合遗传种群，不同地理种群间有较强的基因流，强调了将藏羚羊作为统一保护单元进行管理的重要性。该结果与记录到藏羚羊季节性迁徙繁殖行为相吻合，即在产仔迁徙过程中，部分雌性及其后代可能并不返回原有的越冬地，而是在新的栖息地定居，这种行为促进了持续的基因交流（图1）。

图1.藏羚羊种群结构和基因流

进一步基于群体历史模拟分析了藏羚羊历史及近期的种群历史动态，阐明了过去气候和人类活动对藏羚羊种群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藏羚羊在末次冰期受气候驱动的种群数量下降，在末次盛冰期经历瓶颈效应，并在其后恢复。进一步检测到藏羚羊种群多次主要由人类活动驱动“崩溃与恢复”的动态过程（图2）：（1）在约6-4千年前（新石器时期）经历了种群急剧缩减，可能是史前人类的过度猎杀导致的；（2）在约2.4千年前发生了种群扩张，推测该时期可能因史前高原人群由狩猎为主转向农牧混合经济，减轻了对藏羚羊狩猎压力，进而有利于种群恢复；（3）在15世纪初，种群经历了扩张，推测可能与藏传佛教文化对野生动物利用的减少有关；（4）20世纪50-90年代因非法盗猎导致的短暂而剧烈的近期瓶颈；（5）2000年以来因保护力度加强而实现的瓶颈后恢复。

图2.藏羚羊种群动态历史分析

此外，生态位模拟分析结果提示青藏高原北部地区（例如可可西里和羌塘高原），可能成为了藏羚羊种群的关键且长期稳定的避难所（图3）。

图3.藏羚羊生态位模拟分析

该研究厘清了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对藏羚羊种群动态历史影响的交互作用，为藏羚羊以及青藏高原生其他物种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此外，该研究也强调利用高密度的群体基因组数据和群体历史模拟方法可以有效检测到非常近期的种群动态历史，为其他物种濒危过程提供了参考。

云南大学于黎研究员和陕西省动物研究所吴晓民研究员为论文的共同通讯作者，云南大学匡卫民助理研究员为论文的第一作者，硕士研究生姜颖莉参与了此工作。该项目得到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云南省兴滇英才支持计划等项目支持。

原文链接：

https://www.sciengine.com/SCLS/doi/10.1007/s11427-025-3180-4

来源：生命科学学院

编辑：张懿淼 责任编辑：李哲